Who Lives, Who Dies广州典丰, Who Tells Your Story?
很多年前我读过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长诗《好！》，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其中一章的脚注——诗人后来在小品文中讲述了其背后的真实经历：
那是在十月革命最初爆发的几天，他经过冬宫前的篝火旁一个瘦削而佝偻的士兵，那人叫了他一声——原来是一位旧相识，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
两人相伴走了一会，聊起正在发生的革命，马雅科夫斯基开口问道：“您欢喜吗？”“好！”勃洛克说，然后又道，“我乡下的藏书室给烧掉了。”
没头没脑的两句话，却概括出了普通人“亲历历史”时的局限的视角和感受。身处洪流之中，很难真的对那些所谓重大的事件有所体会，更多还是回到自己生活的半径内，借此锚定回忆的坐标。
这也是《1998年：收费员的故事》（1998: The Toll Keeper Story）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之一。
这款前段时间发售的游戏，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印度尼西亚团队GameChanger Studio。游戏玩法类似知名反乌托邦作品《请出示证件》，而故事则发生在一个虚构热带国家贾纳帕的公路收费站。
与其它同类游戏不同的是，《1998年：收费员的故事》并非基于对反乌托邦世界的想象，而是明明白白写着“灵感源自真实事件：这款游戏设定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的局势是其主要灵感来源之一。”
“黑色五月暴动”，这是后来的人们为那个事件冠上的名字之一。在国内，我们更习惯于简称其为“印尼排华事件”。
游戏开始于这一年的4月末。我们操控的女性主角德维已临近生产，还要每天兢兢业业上班来维持生计，因此并没有亲临抗议和暴乱的现场。那种山雨欲来的压抑，只能通过报纸、电视新闻，还有工作时的所见所闻间接感知。
其中，收费站前的一那小片街道的变化，就格外清晰地描摹出了抗议演变成冲突直至暴乱的整个过程。
对这段历史没那么了解的玩家，会和游戏中的德维一样，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却并不知道它会在哪一天到来。
而在亲身经过在那些写入历史课本的日子时，它们原本并不比预产期和交租日显得更加重要。
过场CG里，德维总是愁容满面。的确，作为一名怀有身孕的女性，每天在收费站被热浪和尾气呛得难以呼吸，被上司在工作备忘录里言语骚扰，被过路的司机当成出气筒，而热衷参与示威的丈夫下落不明，被波及的华人好友辛塔终日郁郁寡欢，也不知道腹中胎位不正的孩子能否平安降生……
经历着这一切，确实笑不出来。
但在4月的最后一天，一只流浪的小猫跑到了收费站。德维收留了它，给它起名为Pul Pul。
后来，小猫每天都会陪她上班。于是在暴乱即将发生的那天早上，在一切的夹缝里，有一个瞬间，德维俯下沉重的身体，摸了摸小猫，然后微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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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人来说，印尼可能是个陌生到仿佛不存在的国家，只能通过碎片拼凑出一个模糊的印象：碧海蓝天游人如织遍地高级spa的巴厘岛，《文明6》里强势的海军文明、千岛之国，动作电影和旅行电影常爱取景的异域风情背景板。
一时之间似乎很难想像，这个国家究竟有着何种样貌。
《1998年：收费员的故事》则通过通过简单的场景，描绘出了二十年前，生活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普通人每日所见的景象。
远处虽有高楼大厦，也有略显古旧的样板楼；狭窄的街道上车流不断，引擎的噪声一刻不停——据在雅加达生活过的人说，这座城市时至今日也永远没有安静的时刻，雾霾掩盖的天空因此更显压抑。
我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总忍不住要屏住呼吸。
一方面是因为来往车辆扬起焦黑的尾气，孕晚期的主角德维总是呼吸沉重，还时常咳嗽几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戏通过生活场景还原出了当时窒息的社会氛围。
每天的晨报上，总是坏消息不断，工人被裁、通胀狂飙、药品短缺。渐渐地，示威抗议与罢工开始在全国爆发，若干活动人士失踪，数百名学生受伤。
这影射的是自1997年起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时的印尼虽最晚受到影响，但遭到的冲击却是最大的。
游戏中，鸡蛋价格暴涨的信息并不夸张，现实里，印尼1998年的大米价格相较上一年确确实实地上涨了50%。原本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开支，在当时只能维持半个月。一时间中产返贫，底层则愈发艰难度日。
当时的印尼正处在“新秩序”时期——这是时任总统苏哈托借军权与高压的雷霆手段建立起的独裁统治。三十多年来，执政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压迫，总伴随着一种“演都懒得演”的家族化腐败，社会中的贫富差距由此逐渐拉大。
直到1997年，昔日的经济奇迹破灭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经济危机，促使民众对“新秩序”的不满浮上台面。
总之，时间来到1998年，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在印尼全国陆续爆发。讲起来有点宏大抽象的历史，在德维的工作中有着更生动具体的表现。
小小的收费岗亭里，抱怨声一天天多了起来。基层公务员嘟囔着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不理解学生的不满；官太太抱怨着自己没买到最新款的奢侈品皮包；客车司机或是感慨油价飞涨，或是怒骂示威活动堵塞交通。
掏不出过路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恳求收费员行行好，有的怕丢掉工作，有的提出用食物交换，有的还会把火气撒到德维身上，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顿骂。
而每天路过此处的，还有扛着旗帜和标语前往是为现场的学生们。他们去时有说有笑地聚集在大巴上，高喊着祖国万岁，一些人却在回时出现在了警车后排，沉默不语。
逮捕他们的警察，也会愁容满面地叹息，制服有如军令在身，其实他和学生打心底是站在一边的。
在游戏中的第十五天广州典丰，1998年5月12日，这名警察再次来到收费站，显得格外恐慌，命令德维快些放行。就在道闸缓缓升起时，远处传来了一声枪响——与真实的历史一样，这是暴动的开始。
那天，雅加达的学生示威遭军警开枪镇压，四名学生中弹身亡。他们的死激起了大众的愤怒，数万名大学生占领印尼国会大厦并要求苏哈托下台，这名时年77岁的独裁者当时毫无退意，直到两天后军队拒绝了他的命令。
5月21日，苏哈托仓皇结束了三十二年的执政。
然而这款游戏并没有强调这是什么“胜利”，更多呈现地反而是暴动中的灾难性场面。
街道上四处是火焰、浓烟和破碎的玻璃，妇女被施以暴行，男人满头鲜血地倒在地上——这是大多数印尼普通民众记忆中的画面。
就像一名印尼商业记者在回顾金融危机时忆起的那样，当时在国外读书的他，半夜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听到她用强装镇定的声音说，家门口不远的超市有人放火，街上有人哄抢商店，还有人入室抢劫。
制作组选择调转镜头，并不仅仅是出于“历史上那么多悲剧，受害者永远都是普通民众”这样质朴的情感。
实际上，“黑色五月”并非单纯是什么反抗强权的热血叙事，独裁统治的终结，背后还有着印尼华人群体的悲惨遭遇。
关于这场动乱，记录与调查都极度混乱。当年很多传出印尼的信息，对雅加达暴动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描述，配上的却是东帝汶的新闻图片，真假难辨，只能依靠周边国家的媒体用经验筛查。直到现在，印尼市府、警方、军方和独立机构对于伤亡损失的统计都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关于雅加达的死亡人数，志愿者统计有1190人，雅加达市政府的统计中却只有288人。
但不同口径在同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在动乱中，被抢劫、纵火的主要是当地华人的工厂、商铺和住所；被谋杀、强暴的，多数也为华人。
要理解这种程度的暴力和仇恨从何而来，还得回到印尼本身。
这个横跨三个时区、由一万多小岛串成的国家，有着三百多个族裔、七百多种语言和方言，这导致作为国族的“印尼”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它不仅仅对外国人来说显得破碎而又陌生，对本国人来说，也是一个经由想象构建起的共同体。
依靠民族主义独立的主权，往往要靠排除异己来加固自身。在印尼，华人身为少数群体，辨识度高，并且普遍从事工商业，积累了丰厚的财富，因而就成了想象中的敌人。
对于这样的境遇，游戏有着相当细致的刻画。主角德维的好朋友辛塔就是一位华人，但直到她向德维倾诉自己的委屈和愤怒之前，基本上很难从姓名和长相上来辨识出她的身份。
这其实很符合史实。在游戏开场，德维追溯了与辛塔一同上学的那段时光。少女时代的温馨美好之下，隐藏着苏哈托“去华化”政策的阴影：自1967年起，华文教育、文化、节庆被禁止，华人被鼓励或强制把中文姓名改为印尼语名。
可以说，印尼建国初期的大屠杀后，华人被牢加控制，强加了归化的认同感，因为他们在这时成了统治者眼中发展工商业的中坚力量。
但当1998年的经济危机让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时，华人又再次被当权者塑造成罪魁祸首——就在黑色五月前夕，印尼军方和政府多次影射乃至公开指控“华人控制经济”，就有民众被煽动，将矛头指向了当地的华人。
游戏体现了这种紧绷的社会氛围，一位和善的华人男子路过收费站时，会忍不住向德维倾诉：他的几家工厂不得不关停，住宅遭到了石块和垃圾的袭击，街上有人叫嚣着让他滚回自己的国家。
对于动乱中无辜而不安的华人，《1998年：收费员的故事》并没有止步于呈现侧写，而是表露出了更多的同情。例如对德维和辛塔之间的友情，游戏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进行渲染。
在德维的日记里，辛塔总是会占据她大部分的思绪。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只有辛塔经过收费站时，德维的脸上才会难得地出现微笑。暴乱发生的前夕，丈夫天天忙着参与示威行踪不定安危未卜时，德维甚至会把对他的担心放下，把帮助辛塔出国逃难当作眼下最要紧的事。而辛塔也会选择在大难当前时，把自己获得的现金送给德维，以备生产之需。
然而，即便有德维的全力帮助，辛塔也都无法在黑色五月中幸存。出于善良和对人性的信任，辛塔选择将假护照让给亲人和女儿，自己则留在了这里。而无论在哪一个结局里，辛塔最终都会在暴乱中失踪。
《1998年：收费员的故事》的幕间剧情总带着点肥皂剧风格的夸张和直接，然而对于其所参照的真实历史的处理，却并没有落入简化。
学生、工人和农民对政府的抗争，与暴民对华人的迫害，是同时发生的。印尼文化界现今普遍认同，示威之所以变成了暴乱，是印尼时任军方将领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也是现任印尼总统）为了谋取上位策划的政治阴谋，但也不否认，暴乱前抗争的民众和暴乱中迫害华人的暴徒，不乏有重合。
于是你能看到，在指代这段历史时，制作组最常使用的词，是“悲剧”。
对复杂性的直面，不仅仅是为了照顾华人群体的情感，更重要地是揭露出族裔之间本不是敌对关系，抗争本不应变为针对华人的暴动。
恰如制作人所说：“让那本该为悲剧、为暴乱负责的人——那些当权者——继续被记住，而不是重演他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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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8年：收费员的故事》中，支线剧情总体来说相对简单，通常因果明确，并且第一天做出选择，第二天就能见报。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要决定是否放行一名足球队队长，他没带够钱，又急着前往体育馆参加比赛。
东南亚足球文化盛行，虽然国家队踢得未必好，但民众的国家荣誉感却很强。英国记者伊丽莎白·皮萨尼就曾在《印尼Etc.》记述过一则趣事。一群小伙子围着电视看足球比赛直播，一场下来，印尼队不敌死对头马来西亚队，其中一人气急败坏地嚷嚷道：真希望有腐败世界杯，这样本国必胜。
就像作者记录球迷趣闻意在表现印尼的贪腐蔚然成风，游戏中这一关乎足球的选项，大概也不单单是作为彩蛋。
这或许并不是过度解读。比起创设具体的道德困境，《1998年：收费员的故事》在叙事上更倾向于强调个体的微小选择，对社会、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影响。
作为收费员的德维，看起来没有什么左右生死的大权，然而路过的公务员会提醒你：我们都是这个公务系统的一份子。在这个尾气飘飞的小房间里，同样有着权力施展的空间：给谁行个方便，借着工作内容的正当性阻挠谁，这些都是收费员可以做出的选择。
例如在多结局的探索上，如果想要达成丈夫存活的结局，那么就需要不顾上级“阻拦运送抗议者的小型车辆”的命令，放行足够多数量的抗议者经过，相应地还要吃若干张罚款单。
而如果想要达成顺利生下女儿的结局，并不仅仅需要攒够剖腹产所需的费用。玩家还得通过帮助大学老师向过路车辆散发反对政府的传单，才能获得孕妇维生素和奶粉这些必要的关键道具。
乍一看，这些条件和结果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联，不免看出制作组刻意贴合印尼历史的“引导性”——但这也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开发团队选择在当下回到印尼二十多年前的历史，做出这样一款游戏？
时间来到印尼的当下，自今年2月，印尼国内发起了一场名为“#IndonesiaGelap”（意为黑暗印尼）的示威，反对普拉博沃政府，直到9月才以政府的退让暂时平息。
自普拉博沃上任后，失业率和物价双双上涨，1.4亿的劳动人口中，失业率高达16%，将近六成人都在靠打零工来维持生活。年轻人跑摩的、送外卖，如此卖力地每天工作超过八小时，在雅加达也只能换来一个月约合人民币1300元的薪水，而单在便宜餐馆吃顿饱饭，就要花上20多块。
与此同时，政治精英则沿袭了“新秩序”时期议员高官“懒得演”的贪腐和特权，心安理得地领着每月折合人民币大约3.6万元的住房补贴——这个数字约为雅加达最低工资的十倍。
此外，政府这边削减教育、卫生方面的预算，那厢修订法律加强军队在社会事务中的角色，这也破坏了民众对制度的信任。
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论文《Exit Suharto》中，将印尼90年代示威运动的兴起，定义为民众将民族想象从国家手中被重新夺回的过程。他也预言，这样的运动将会周期性地发生。
可以说，底层生活困境与政治精英声色犬马的割裂，激发了两代人对同一个问题发出质问：身为印尼人意味着什么？
广泛的民愤让示威迅速获得了大量响应，其中Z世代的年轻人——游戏中德维女儿的这一代——成为了主力。在印尼独立纪念日，他们拒绝升起国旗，而是升起了《海贼王》里的草帽海贼团的旗帜，使其最终演变为这次示威的符号。
1998年，也恰恰是划分出Z时代的年份。这代人成长在一个所谓的民主的印尼。大选期间，年轻人会在雅加达的街头骄傲地伸出两根手指，展示小指上的紫色墨迹——那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的措施，也因此成为了参与民主政治的勋章。
然而Z世代虽以参与政治为荣，却并没有经历过“新秩序”时期的严格管控，也没有关于黑色五月社会暴动的切肤之痛，也就反过来觉得，竞选时的普拉博沃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有着军队背景、身为苏哈托女婿的精英政治家，在老一辈眼里有着血迹斑斑的历史：参与过东帝汶大屠杀，要为黑色五月暴动负责，并迫害了若干民主人士。但在上次大选中，普拉博沃却争取到了年轻人极高的支持率。
靠着社交平台上的宣传攻势，他成了Z世代眼中“卖萌爷爷”，借裙带关系发家的仕途也被包装成了穷小子逆袭的奋斗史，与其作风强硬的反腐主张一起博了不少好感。
二十多年似乎已经足够漫长，长到让普拉博沃上了台，但好在印尼年轻一代没有失去抗争的勇气，所以一切都还不算太晚。
结合这样的背景，再回过头来看《1998年：收费员的故事》，德维在日记里抒发自己的政见时那种口号式的激昂就变得更好理解了。
可以说，游戏更多地承载了现实意义，在一个恰好的时间点，重提了那段历史悲剧，提醒如今的年轻人：不要遗忘勇敢的抗争者，不要遗忘被侮辱和损害的无辜者，更不要忘记，谁才是真正制造黑暗的人。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游戏十分罕见地设计了由玩家书写的环节：在每天德维写下的日记后，玩家可以自己记下这天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感受。
这同样也是一种选择：乱世之中，你要用个人的记忆去书写怎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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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时期的独裁政治包括了文化方面的高压政策，这相应造成了印尼那段时期文化方面的真空。在他下台后，新世代的年轻人迫切地要借文化来表达自己对国族身份和社会现实的感受。
例如在今年的示威中，由一支本土摇滚乐队Sukatani Band创作的歌曲《Bayar, Bayar, Bayar》（直译为“付钱，付钱，付钱”）就因其对社会不公的愤怒表达成为了游行的“进行曲”。
但很可惜，在本土之外，如果要在文化记忆里搜索印尼，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起的可能还是两部关于印尼60年代血腥屠杀的纪录片——由一位美国导演拍摄。多提一句，邻国柬埔寨惊为天人的迷幻摇滚乐，也是靠一位在当地旅行的美国人才重见天日。
光碟、磁带和书籍的年代里，出于媒介传播的限制，国外的受众往往很难看到印尼人关于自身历史的表达。例如对于1998年的五月黑色暴动，西方媒体大多将其孤立地表述为一场民主化运动，印尼本国人似乎完全处在一种失声的状态。
而在游戏领域，东南亚国家虽然也常被视为“边缘”生产地，但至少Steam这样全球发行的主流平台，使得地方性作品有了更多在全球语境中流通与再诠释的机会。
而地方性的文化和历史，也能够通过游戏形式被“全球化”——任何玩家只要了解游戏背景，都可能产生共鸣。
就像《1998年：收费员的故事》做到的那样，它清晰地呈现出了印尼人自己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和历史，如何基于这种历史选择未来。
不过这款游戏出于当下的政治环境和叙事上的克制，并没有对历史背景做出直接的描写。虽然通过亲情、友情等普世情感增加了一些唤起共鸣的可能，但还是带来了一种“语境很高”的尴尬。
制作人自己也曾说过，这是一款“为印尼人制作的印尼游戏”。如果并非本国人或是对印尼缺乏兴趣，确实会有点难以理解。例如游戏从始至终没有直接表述出华人的族群身份，如果缺乏对背景的了解，玩家可能都很难想到辛塔是一位华人。
但正因为如此，在外国人的眼里，它也在无意间激发出一种好奇，留下了某些有趣的切口。
在游戏中，有一个名为朱琪的大学生，他一边忙于论文，一边给报纸画着讽刺当权者的漫画，并最终因此在暴动前夕失踪。
在开始，我完全不理解这个形象酷似小夫的角色，为什么有着如此格格不入的画风。直到打开了开发团队官网才发现，原来是游戏联动了一个印尼本土的动漫角色。
朱琪（Si Juki）大概就相当于社会时事题材的青春版“老夫子”，国民度还要更高些。尽管出了印尼大概没人认识他，但打开动漫官网，你会发现与之联动过的IP几乎个个耳熟能详。这足以说明，朱琪是一个在本土高度商业化的IP。
而当发现这样的国民级IP可以放心地与这样一款游戏进行联动时，好像也更可以理解，在游戏故事的最后，人们最终争取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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